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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董希淼：建立小微金融服务长效机制仍需不懈努力

发布日期：2022-06-16      点击量：2018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快建立小微金融服务长效机制。小微金融服务是长期性、世界性难题。下一步，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持之不懈，久久为功，着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助力稳市场主体、稳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5亿户，绝大部分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承载居民就业的主要领域，是创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持续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破解小微金融服务中的“麦克米伦缺口”问题。经过不懈努力，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今年以来，面对疫情蔓延和经济下行双重冲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普遍面临困难，信心不足，预期转弱，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迫在眉睫。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帮它们走出困境、恢复生机，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步入深水区，应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追求质量和效能，应通过建立小微金融服务长效机制，优化小微金融服务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有效性、精准性。《通知》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的因素入手，以创新和市场驱动小微金融供给侧改革，将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更好地引导银行持续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量、降价、扩面。这是贯彻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落实全国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的具体举措。从实践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既存在内生动力不充足的问题，也存在外部激励约束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建立小微金融服务长效机制，应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产品服务、考核激励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具体而言，可以从六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要改进小微金融服务考核，放宽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和利率等约束，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先破解“融资难”再破解“融资贵”。二是拓宽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渠道，丰富处置方式和手段，加快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减轻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历史包袱。三是加大对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正向激励，通过定向降准及再贷款、再贴现等优先支持，提升小微金融供给水平，同时防范信贷供给过度和资金被挪用等问题。四是发挥金融科技作用，鼓励互联网银行、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创新面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数字小微金融新模式。五是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地方政府要建设好区域性征信服务平台，鼓励百行征信等机构发挥尽快推出小微企业征信报告，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六是金融机构加强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联系沟通，通过定期走访、集中培训等措施，宣传普及金融政策、金融知识和信贷产品，增进银企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选择适合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机构基层组织和一线员工是小微金融服务的关键一环。金融机构内部进一步明确小微信贷业务职责边界并优化执行流程，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容错纠错和尽职免责机制。监管部门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追责和处罚，要慎之又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基层组织和员工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顾虑和压力，变“拒贷”“惧贷”为“愿贷”“敢贷”。建立小微金融长效机制，重在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重点是明确大中小银行机构的不同定位。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要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开发包容的精神，逐步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小微金融服务网络。对大型银行，应提升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的考核占比，降低因其非市场化过度下沉对中小银行带来的“掐尖现象”和“挤出效应”。对中小银行，应在货币政策、资本补充、资产处置等采取更多的差别化支持措施，支持中小银行稳健可持续发展，鼓励中小银行更好地发挥体制机制灵活、贴近市场和客户等优势，“门当户对”地服务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同时，引导和鼓励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发挥机制灵活、响应快速等特点，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内容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2022-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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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疫情催生“非接触银行”服务刚需

发布日期：2022-06-14      点击量：1987

□ 通过视频方式核实客户身份和代发意愿真实性，使用指定邮箱传递加密电子数据等材料，为客户临时开通应急柜面代发渠道。□ 开辟专门通道，企业可通过门户网站下载密钥和线上传递文件等方式，自行办理或委托银行办理相关业务。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上海等地，部分企业财务人员未在封控实施前取出企业网银U盾随身携带，造成“人盾分离”，导致企业无法顺利发工资、偿还贷款、缴纳税费、支付款项等。作为银行识别客户身份的重要介质和手段，U盾在企业网银使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U盾的确影响业务正常办理。在此之前，“人盾分离”现象偶有发生。而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盾分离”问题更加突出。“人盾分离”导致了企业无法正常发放员工工资，影响了员工正常生活；延缓了企业缴纳税费、支付供应商货款等，进而可能加大企业甚至产业链现金流压力，不利于企业复工复产。针对这一问题，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积极引导银行改进服务，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如上海银保监局发出《关于坚持人民至上 做好金融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针对疫情防控等具体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改进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北京市银行业协会倡议会员单位完善线上办理渠道，制定特殊情况应对预案，向企业告知特殊情况下业务办理方式，以支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目前，多数银行针对“人盾分离”问题采取了多方面的解决措施，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满足企业合理的资金使用需求。一是通过视频方式核实客户身份和代发意愿真实性，使用指定邮箱传递加密电子数据等材料，为客户临时开通应急柜面代发渠道，满足其紧急代发工资等需求；二是开辟专门通道，企业可通过门户网站下载密钥和线上传递文件等方式，自行办理或委托银行办理相关业务，解决代发工资等实际问题。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部分银行还通过U盾自助展期、线下紧急支付等方式满足企业基本支付需求。应该说，多数银行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优化调整特殊业务办理制度和流程，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满足了客户需求，“人盾分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人盾分离”现象给银行带来三个层面的考验。一是考验银行应急处理能力。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极大考验着银行应急能力。银行应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建设，从战略、技术、人员等方面做好准备。二是考验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目前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的U盾，已基本被人脸识别等其他验证方式取代。银行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引入移动端数字证书解决方案，以云证书的形式代替U盾等物理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子银行业务，彻底解决“人盾分离”问题。三是考验银行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银行是金融服务业，“人盾分离”虽是疫情期间发生的具体问题，但对其解决反映出银行是否真正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银行应积极培育先进的服务文化，使服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服务渠道协同发展和资源整合，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以更长远的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正改变公众观念和行为。由此催生的“非接触银行”服务理念和需求，不会随着疫情平复而消失，反而可能进一步深化。这对银行服务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银行应从战略上重视“非接触银行”服务，及时修订完善与“非接触”冲突的内部制度，构建符合自身禀赋能力的“非接触”服务体系，打造“非接触”服务品牌形象，提高服务能力，提升客户体验。“非接触银行”服务关键在于银行数字化能力。银行要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加快数字化转型，强化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客户体验为目标，加强线上线下渠道的协同与融合。各级政府尤其是金融管理部门应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适时修改完善监管规则和要求，开展“远程开户”试点工作，为“非接触银行”服务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金融管理部门还应加强与法院、公安等部门协同，进一步明确电子单证、电子影像、电子签章、电子数据的合规性、合法性，扩大应用范围，推动构建可信的“非接触银行”发展环境。同时，坚持与时俱进理念，对监管检查、反洗钱等要求纸质材料“留痕”等制度，进行相应调整。监管部门应转变观念，充分借助监管科技，加强和改进对“非接触银行”服务的监管，确保“非接触银行”新模式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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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房贷利率基准下降！LPR结束连续4个月“按兵不动”

发布日期：2022-05-20      点击量：4077

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其中，1年期LPR为3.7%，与上月持平；5年期以上LPR为4.45%，较上月下降15个基点。LPR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按兵不动”，而且5年期以上LPR以15个基点的较大步长下降，实际作用和信号意义都十分重要。本月LPR的变动，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LPR由两部分组成，即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与加点，其中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一般而言，MLF如果未变，LPR难以变动。2019年10月以来，1年期LPR报价与1年期MLF利率基本保持同步调整，但也有例外。如2021年12月，在MLF操作利率不变的情况下，1年期LPR下降5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未变）。本月15日，央行开展1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操作利率为2.85%，与上月持平。在本月MLF操作利率未变的情况下，本月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降，为2019年LPR新机制以来第一次。总体而言，本月LPR下降符合市场预期。第一，今年以来，央行进行一次全面降准，为银行提供了长期的低成本资金并降低了资金成本。4月25日央行实施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增加了金融机构可用资金，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65亿元。第二，央行加强存款市场监管，引导存款利率下行，推动银行负债成本下降。如近期央行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带动4月最后一周存款利率较前一周下降10个基点。上述两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使得银行有空间减少加点，进而推动5年期以上LPR下行。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主观上也有意愿压缩加点空间、降低LPR，推动贷款利率下行，以此减轻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激发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1年期LPR已经较低（1年期MLF操作利率为2.85%，点差85个基点），下降空间本已不大。而降低5年期以上LPR，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降低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提振企业恢复生产、扩大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从一季度和4月金融数据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缓慢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二是推动降低居民住房贷款负担。本月15日，首套商业性房贷利率下限调整，针对的是新发放贷款，存量房贷不在调整之列。而此次5年期以上LPR下调15个基点，将进一步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大多数贷款购房者的负担，更好地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对存量房贷而言，利率调整的具体时间要看贷款重定价日（如果重定价日为5月21日，那么从明天开始执行新的利率）。此外，5年期以上LPR下降，两个期限LPR利差缩小，有助于压缩套利空间，减少长期贷款短期化等现象。更重要的是，此次LPR调整传递出明显的政策信号：稳增长已经摆在更在突出的位置。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将运用多种增量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服务。未来一段时间，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有一定的下调空间，政策利率、市场利率也有小幅下行的可能。来源：中国农村金融作者：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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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董希淼：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学习金融科技

发布日期：2022-05-09      点击量：1952

在我国460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直是比较独特的存在。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银行群体，12家股份制银行在保持万亿规模的情况下，“春江水暖鸭先知”，凭借灵活的体制机制、较强的创新能力，因时因势而变，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走在了全国银行业的前列。具体而言，基于战略、组织、业务、技术、人才、生态“六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股份制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多年来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已经形成领先同业的比较优势。从2021年年报看，股份制银行的优势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值得全行业学习借鉴。从战略看，基于自身业务发展和用户需求，制定清晰的金融科技战略。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关键。如招商银行，2017年就明确定位为“金融科技银行”，以金融科技为核动力，打造成为一家最佳客户体验的银行，实现非线性增长和跨越式发展。“金融科技银行”，即以科技敏捷带动业务敏捷，紧紧围绕客户需求，深度融合科技与业务，快速迭代、持续交付产品和服务，创造最佳客户体验，取得效率与成本、风险更高层次的平衡。而平安银行，2016年提出“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战略，借助平安集团的资源，将科技能力全面应用到业务、风险、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努力迈向“零售金融科技银行”。从组织看，推进组织变革，培育数字文化，提升组织敏捷性和扁平化。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保障。如中国光大银行2019年在业内率先将电子银行部升级为数字金融部，作为全行个人及企业数字金融业务的统筹管理部门。华夏银行2021年开始构建企业级敏捷组织体系，成立“两组两委”，推行科技人员业务部门派驻制，建设人、财、物、项目、容错、裁决6大机制。兴业银行2022年实施科技、零售、企金三大条线改革，科技改革重在强化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把原有的“一办、一部门、一公司”架构，调整为“一委员会、四部门、一公司”架构，提升科技规划、建设、管理、安全能力，促进科技和业务深度融合。从业务看，以手机银行为核心，加快产品创新和迭代，丰富数字金融产品。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点。如广发银行，2021年迭代推出手机银行7.0、信用卡发现精彩6.0、企业微信1.0；创新“云柜员”服务模式，云店开店超万家，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产品与服务体系。浦发银行2019年推出业内首个虚拟员工“小浦”，具有鲜明人物形象和特点，应用于智能客服等领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多家股份制银行通过创新数字金融产品，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非接触”服务，助力实体经济稳步恢复。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运用产品“信e链”，打破疫情封控及供应商遍布全国等约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从技术看，深化新技术应用，加快核心系统升级，构建分布式系统架构。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底座。多家股份制银行充分运用分布式技术，对核心业务系统进行改造，推动IT系统架构由集中式升级为分布式，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大规模、突发性、高并发的业务需求。平安银行推出“星云物联计划”，2020年开始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射两颗卫星，探索运用“物联网+卫星+金融”模式，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普遍加强数据治理，打通内部数据壁垒，释放“小数据”潜能。如华夏银行启动“禹治工程”，打造企业级数据中台，努力打破“数据孤岛”，建立数据认责机制，以数据应用驱动数据治理。从人才看，重视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提升科技研发、网络金融人才占比。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石。如民生银行推出“民芯金融科技人才计划”，以科技板块作为应届毕业生专属人才孵化及发展基地，加快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渤海银行加大对科技人才引入，2021年科技人员占全行员工比例增长至7.32%，总行信息科技部在册人数同比增长75%，并计划未来5年金融科技人员数量占到全行员工总数的30%。部分股份制银行还推动具有科技背景的人才进入董事会和高管层，如光大银行数字金融部总经理杨兵兵，2020年起进入高管层担任副行长。日前兴业银行发布公告，公开招募高层次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名首席信息官。从生态看，以“开放银行”理念，构建更加全面的技术生态、业务生态体系。这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支撑。如招商银行全面构建数字化生态，切入企业经营圈及个人客户生活圈，融入金融和非金融场景，努力为用户提供泛在、无界的综合服务。该行还实施“北极星战略”，手机银行活跃客户仅次于工商银行。浦发银行2018年率先推出开放银行“API Bank”，2020年发布“全景银行”蓝皮书，推动开放银行建设从1.0升级至2.0。渤海银行构建“渤观约取，海润万物”生态银行模式，探索建立“聚焦生态与共生共赢、专业赋能与无处不在、以及智慧引擎”五大战略能力，逐步实现从银行客户向生态用户转变，推动业务模式全面升级。当然，12家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个别股份制银行虽然明确了金融科技发展愿景和战略，但缺乏清晰可行的实施路径，组织文化和业务模式仍然“原地踏步”；个别股份制银行不顾自身资源禀赋和客户需求，片面追求区块链、元宇宙等概念，投入较多但未见实效。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我国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大型银行应学习股份制银行如何保持战略稳定、方向明确以及敏捷转型等举措，城商行、农商行应借鉴股份制银行如何加快产品创新、人才引进以及生态建设等经验，着力构建战略、组织、业务、技术、人才、生态“六位一体”的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和深化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增强与数字时代和数字经济的适配性，提升后疫情时代的竞争能力和服务能力。（董希淼系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电子银行网专栏专家）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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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董希淼：新形势下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重点

发布日期：2022-04-26      点击量：2475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下半叶第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给生产力带来深刻变革，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改变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和金融发展模式。特别是近年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拉近全球沟通距离、降低国际交易成本，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一次发生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兴起，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全球金融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大变革。在我国，金融与科技加快融合、双向赋能，竞争能力和服务效能不断提升。金融机构应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构建战略、组织、业务、技术、人才、生态“六位一体”的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和深化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背景金融天然具有科技的基因。从金融电子化到金融线上化到金融数字化，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到数字金融，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一）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带来金融服务新体验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这份引领性文件的发布实施，逐步消退了市场往日的纷乱嘈杂，有力推动了金融科技良性有序发展。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检验金融科技的“试金石”。我国部分金融机构及科技企业依托前期积累的金融科技优势，创新线上“非接触”金融服务，同时启用远程在线办公，减少线下接触，确保基本金融服务不下降，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2021年，金融管理部门约谈蚂蚁集团和13家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创造了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近三年来，金融管理部门通过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金融数据综合应用试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创造了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出台，为金融科技行稳致远奠定了制度基础。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协同发力，以赋能实体经济为根本目的，加快系统架构升级和产品服务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金融科技进一步守正创新、合规发展。总体而言，2019年以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守正创新已经成为金融科技行业共识，“科技向善”理念入心入行；二是技术应用更加安全可控，技术架构由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型，科技产品适配性、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三是普惠民生成效显著，金融与科技加速融合，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惠及百姓民生水平；四是开放共赢生态逐步完善，政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发力，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多方合作机制，拓宽金融服务生态边界。应该说，我国金融科技整体竞争力已与美国、英国等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二）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要求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竞相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重要抓手，纷纷制定出台战略和规划，加快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十分迅猛，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一方面，不断激发消费、拉动投资、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在高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产业、行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毫无疑问，数字经济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即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如果将产业数字化设定为与“十四五”时期数字产业化增速同样的年增长率，到2025年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总值预计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和主要贡献来源。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只有加快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才能提升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列成一篇，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并明确要求：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因此，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既是金融业顺应全球和全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是金融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行为。顶层设计加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202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2022年1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划》是未来四年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总纲领；《意见》是银保监会出台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第一份专门文件。《规划》与《意见》一起，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政策规范，有力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加快进行。（一）《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回顾“十三五”时期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及时编制出台《规划》。《规划》承上启下，一共四章，对“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进行全面部署。首先，提出金融科技发展愿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我国金融科技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高质量推进、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应用更为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先进，以“数字、智慧、绿色、公平”为特征的金融服务能力全面加强，有力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实施。其次，明确金融科技发展8项重点任务。8项重点任务是《规划》的主体部分，共28条，从治理体系、数据要素、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激活动能、智慧再造、审慎监管、发展基础等方面明确目标。如在治理体系上，要求金融企业建立企业级统筹协调机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职责分工；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在数据要素上，要求相关机构深刻认识数据要素重要价值，明确数据工作机制、目标、任务、路径；严格落实数据安全保护法律法规。在基础设施上，强调建设绿色高可用的数据中心，架设安全泛在的金融网络，布局先进高效的算力体系。在核心技术上，要求聚焦金融科技应用前沿和主要瓶颈，加大关键软硬件技术金融应用的前瞻性与战略性研究攻关。此外，《规划》还强调完善激励机制，打通金融科技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再次，确定金融科技发展5项保障措施。5项保障措施从试点示范、支撑保障、监测评估、营造环境、组织统筹等方面提出要求，为重点任务实施奠定基础、提供支持。《规划》要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激发金融科技从业人员崇尚科学、注重创新的热情和活力。与上一轮规划相比，本轮《规划》全面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重点任务更加明确，实施方向更加清晰，保障措施更加有力。《规划》按照“十四五”规划部署，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发展金融科技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更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加快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二）《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过去一段时间，银行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但也滋生了问题和风险：从市场生态看，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机构之间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不一，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马太效应”显现；从金融风险看，技术改变金融运行机理，使得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外溢性更强，加大风险防控难度；从技术创新看，当前的金融科技创新主要在应用层且同质化明显，涉及底层的基础软硬件研发不够、自主可控能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银保监会印发《意见》，从银行业保险业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出发，要求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意见》对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进行部署和安排，是对《规划》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具体而言，《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战略规划与组织流程建设”“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数据能力建设”“科技能力建设”“风险防范”五个方面。在规划组织方面，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改善组织架构和机制流程；在业务发展方面，明确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即产业数字金融、个人金融服务、金融市场交易业务，建设数字化运营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服务生态，加强数字化风控能力建设；在数据治理方面，要求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增强数据管理能力，加强数据质量控制，提高数据应用能力；在科技能力方面，要求加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弹性供给，提高科技架构支撑能力，推动科技管理敏捷转型，提高新技术应用和自主可控能力；在风险防范方面，要求加强战略风险、创新业务的合规性、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外包风险等管理，同时防范模型和算法风险，强化网络安全防护，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见》坚持鼓励创新与风险防范并重、制度完善与技术提升融合，明确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要求到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为银行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遵循和引领。金融科技伦理治理推动数字化转型有序进行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而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技术滥用引发了监管套利等问题，损害公众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特别在金融伦理与科技伦理方面，金融机构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数字鸿沟”及“算法歧视”，将一部分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排斥在外，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还有部分机构存在违规获取用户数据、信息泄露等问题，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亟待加强。金融、科技与伦理，本属于彼此伴生的独立系统。广义金融伦理是指金融活动参与各方在金融交易当中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金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其中，都受到伦理约束。而狭义的金融伦理往往指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以及金融市场从供给侧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无论是科技伦理还是金融伦理，都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当二者相叠加，就会带来更加复杂的变化。科技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行为空间和方式，而伦理是对行为的价值判断。然而，新兴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日渐成为科技治理中的焦点问题。科技发展遵循引进、渗透、权力化演进路径，随着技术融入社会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加，受技术影响的行为选择范围越广、潜在的伦理问题就越多。新技术融合性特征增强了技术变革不确定性，增大了技术发展至权力阶段的演进概率。新兴科技具有推动社会剧烈变革的潜力，将引发大量价值冲突，如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交流便利与隐私侵犯的价值事实冲突、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文化多元与虚无主义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等。科技伦理因素在科技系统中的作用逐步扩展——从单纯作为一种评价个体行为的价值工具，已逐步演化为重要的治理工具。科技伦理由哲学理论学科或概念发展为一种治理机制，源于科技治理体制在科技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进行制度探索。科技伦理治理以解决伦理困境为目标，对科技伦理的影响进行探寻与反思，为个体行为提供行为指引。金融大数据应用带来隐私保护和数字鸿沟难题。大数据技术在给金融领域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导致透明社会的到来，从而产生了数据主体自主权不足、个人数据权利边界消失、信息隐私被侵害、数据独裁与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美国大数据、伦理学与社会理事会将大数据伦理归纳为五个方面议题：数字身份、隐私、可及、安全和安保、数字鸿沟，国内学者探讨最多的是个人隐私、信息安全、数据公平。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据工作划定“红线”、明确原则、提供遵循，对过度收集滥用个人信息、违规处理用户数据等顽疾下了一剂猛药。这要求金融业提高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意识，增强金融领域数据应用的安全性与合规性。科技伦理治理逐步发展成为科技监管的重要考量。在新兴科技治理中，提升科技治理工具对科技发展的适应能力成为解决步伐匹配问题的有效路径。伦理学为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成为科技治理制度发展的重要转向。从实践来看，伦理治理的作用从开始局限于科学体内部反思的非正式自我规制方式，逐步演进为监管部门在科技监管政策中越来越多的考量因素，科技伦理从科学体内部小范围反思逐步发展为体系化治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重点金融科技正在成为驱动金融变革与发展的核心引擎。201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强调：“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金融科技。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并不是金融业的选择题，而是所有金融机构的必答题，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和重要机遇。对金融机构而言，制约金融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和人才，而是僵化封闭的组织和体制。如果要在这场时不我待的“大考”中交出满意的答卷，金融机构必须破除制约金融科技发展的体制藩篱。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应对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进行优化甚至重构，打造跨部门、跨层级的科技与业务协同组织，提高产品和服务创新迭代的效率，提升对市场和客户需求响应的速度。中小金融机构要发挥机构层级少、决策链条短等特点，推动全组织敏捷转型，增强持续的创新力、快速的响应力、强大的执行力。金融机构还可以以金融科技子公司、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理财子公司等为“试验田”，加快探索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薪酬激励等机制。无论是大型金融机构还是中小金融机构，都应开展一场所有组织、全部员工深度参与的组织变革，通过全面的变革与再造，培养形成以敏捷、开放、包容、创新为底色的组织模式和数字文化，以此来“适配”金融科技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对银行保险机构来说，下一步应以《规划》和《意见》公布为契机，构建战略、组织、业务、技术、人才、生态“六位一体”的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和深化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增强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提升后疫情时代的竞争力。在战略上，应基于自身业务发展和用户需求，制定企业级数字化战略，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和重点，增强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组织上，应突破约束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约束，推进组织变革，提升组织敏捷性和扁平化，构建开放、包容、创新的组织文化。在业务上，应运用最小化可行产品（MVP）等理念，加快产品创新和迭代，丰富数字金融产品；以手机应用程序（App）为核心，加强线上与线下渠道融合。在技术上，要加快核心系统建设和升级，构建面向数字化的分布式系统架构；加强数据治理，打通内部数据壁垒，释放“小数据”潜能。在人才上，要加快引进和培养既懂科技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提升科技研发、网络金融等人才占比，推动具有科技背景的人才进入董事会和高管层。在生态上，要以“开放银行”理念，构建更加全面的技术生态、业务生态体系，融入金融和非金融场景，努力为用户提供泛在、无界的综合服务。对金融管理部门而言，下一步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细则，促进《规划》和《意见》更好地落地实施，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一是加强金融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市场化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打破“信息孤岛”现象；二是完善金融科技标准体系建设，促进行业之间、机构之间互联互通、相互赋能；三是加强云计算和科技研发等公共平台建设，推动技术共研、资源共享，降低金融机构转型成本；四是平衡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提升效率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充分运用监管科技，提升数字化转型监管效能。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中小银行保险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短板，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助力它们跨越“转型鸿沟”。如支持中小银行在省会城市等设立研发中心，更好地引入专业人才，用好金融科技，培养一批具有“专精特新”优势的中小银行，着力改变中小银行多而不强的现状。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互联网存款、贷款等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和优化，激励中小银行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挥体制机制灵活、贴近市场和客户等优势，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精准性的产品和服务。在发展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对金融机构而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当下金融科技伦理突出问题，确立服务实体经济、普惠百姓民生的伦理坐标，加快出台金融科技伦理制度规则，让金融科技更有温度，让数字化转型行稳致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不应片面追求数字技术发展速度，不能片面以数量、速度作为单一的衡量指标，而是充分考虑到城乡、区域、人群之间的差别，特别是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在日常工作中，金融机构要切实重视客户信息和隐私保护，将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理念内化于金融机构血液中，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分级授权管理等制度，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严密的措施确保用户信息和隐私安全。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加快制定金融领域科技伦理标准规则、行动指南和自律公约，建立伦理审查、信息披露等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从制度规范和软性约束两个方面，引导金融业努力践行金融为民、科技向善。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打破地方保护，加强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广，加快促进支付互联互通，冲破利益藩篱，改变市场分割，在法律框架下推进场景、资金、信息、数据有机融合，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好的环境。（作者为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作者：董希淼编辑：柳立 梁艳珍) 《金融时报》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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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增强用户黏性，提升用户体验 付款方式越来越多样了

发布日期：2022-04-13      点击量：2343

继美团支付、滴滴支付、多多支付、字节支付上线后，华为支付也来了。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纷纷布局移动支付，市场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多家入局移动支付　　最近，不少华为手机用户发现，华为钱包应用里多了华为支付的选项。点击进去之后，输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及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并同意华为支付用户协议及隐私声明，就可一键开通华为支付。　　记者了解到，开通华为支付后，用户可以使用余额或绑定的银行卡进行支付，华为支付已覆盖华为系应用和部分第三方应用，包括华为音乐、华为视频、华为阅读、芒果TV、有道云笔记、PP视频等。目前华为支付支持绑定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160余家。　　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支付是金融业务的起点，与其他公司一样，华为基于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生态体系推出支付业务，一方面可以在自己的生态体系里更好地服务合作伙伴和用户，增强用户黏性，提升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可以积累数据，在依法合规的情况下创新产品和服务，增加新的盈利机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移动支付生态涵盖微信支付、支付宝、美团支付、滴滴支付、多多支付等多家平台，预计短期内会有一定数量的华为产品生态内用户转化成华为支付用户，但对目前第三方支付的市场格局不会造成大的改变。　　交易规模持续增长　　无论是网上购物，还是线下小店买菜，许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移动支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网络支付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并带动移动支付行业的发展。　　在用户规模和使用频率增加的驱动下，未来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将持续增长。正因为此，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局第三方支付业务。专家表示，支付牌照的价值并不只是支付业务本身，这也是构建互联网业务生态的重要基础设施。基于支付的高频和金融属性，其商业价值、数据价值和用户价值都非常高，支付业务对于生态型互联网巨头企业非常重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告诉记者，移动支付产业作为中国金融改革与数字化转型中的亮点，已经逐渐演变为国家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经济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和韧性，从而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潜在外部冲击。目前来看，中国移动支付发展既有领先优势，也存在短板和不足。　　“进一步提升中国移动支付国际竞争力，有许多着眼点，其中之一就是不断优化和完善多层次的移动支付产业生态，包括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移动网络运营商、移动支付应用开发商、终端制造商、芯片制造商等软硬件厂商以及系统集成商等。”杨涛说。　　支付生态走向多元化　　近期，数字人民币也传来新消息。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一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试点范围再次扩容。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景试点结束后转为试点地区，此外，增加天津市、重庆市、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厦门市、浙江省承办亚运会的6个城市作为试点地区。在这些地方，线上线下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相继落地。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截至2021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数字人民币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注意到，微信、支付宝都已支持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走向深入，会给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　　董希淼认为，数字人民币既是法定货币又是支付工具，对其他移动支付工具会有一定替代作用，但是二者也可以进行合作。比如，数字人民币本身就有电子钱包，也可以将支付宝、微信等当作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钱包里的钱。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使用何种移动支付工具或人民币现金。　　杨涛说，数字人民币在反洗钱、跨境支付、数据主权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值得关注。如果依托数字人民币拓展全新的支付基础设施与商业生态圈，或许会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04月13日第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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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碳账户要叫好又叫座

发布日期：2022-04-11      点击量：2088

商业银行推出个人“碳账户”，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自身金融服务场景。个人“碳账户”行稳致远，仍需多方发力。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等在内，部分商业银行探索推出了“碳账户”。从目前实践看，与“碳账户”有关的产品和服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企业“碳账户”，一类是个人“碳账户”。在企业“碳账户”下，企业办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业务，可形成对应的碳积分。个人“碳账户”，则可与相应的金融服务挂钩，在额度、利率、期限、流程等方面享有一定优惠。相比企业，个人碳金融总体规模较小，但示范意义较大。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推出个人“碳账户”具有三方面积极意义。一是有助于提高全面绿色消费意识。“碳账户”作为工具，将用户生活场景中的碳减排行为换算为银行账户中的积分，积分累计到一定数量可用于换取相应权益，引导用户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消费习惯，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意识。二是有助于银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碳账户”作为载体，探索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碳减排核算可计量、可验证，在引导用户的同时将对银行形成约束，进而促进银行逐步降低碳排放，使各类经营管理行为更绿色低碳。三是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务场景。“碳账户”作为入口，与相应的金融服务权益挂钩，吸引用户归集相应的金融业务和行为数据，开拓用户营销服务的新场景，掌握用户与碳减排相关行为数据，还将使银行更好地了解客户。总之，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创新，商业银行推出个人“碳账户”，将金融服务与用户行为在碳减排目标下进行链接，既有助于在全社会宣导绿色低碳理念，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自身金融服务场景。但是，银行个人“碳账户”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碳账户”如何开立尚无相应的制度办法可以依照；碳减排行为如何计量并转换为“碳账户”积分，缺乏具体标准；“碳账户”在小范围试点，尚未被社会公众所了解和接受，等等。在我国加快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应采取进一步措施，完善与个人“碳账户”相关的制度安排，鼓励商业银行与社会公众更多参与到碳减排行动中来，进而加快构建面向全社会的碳普惠体系。让个人“碳账户”行稳致远，需要多方发力。金融管理部门适时制定银行个人“碳账户”相关制度，尝试推出银行个人“碳账户”全国团体标准，为银行业发展“碳账户”提供支持和参考。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丰富个人“碳账户”相关应用，将用户衣食住行用等多种场景纳入，并匹配尽量多样的金融服务权益，让“碳账户”既叫好又叫座。此外，还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持续向全社会普及“碳账户”的作用和权益，吸引和鼓励更多公众参与，形成规模效应和口碑效应。（作者系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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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董希淼专栏丨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

发布日期：2022-04-08      点击量：1959

董希淼（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4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金融稳定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果金融稳定法正式公布，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类金融风险挑战，保障和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对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一定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任重道远，仍需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从国际形势看，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增多，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而一段时间来，以美国加息为标志，发达经济体正在退出应对疫情冲击而采取的宽松货币金融政策，跨境资本流动压力增大，这都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影响。而我国金融业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自身也产生和积累了一定风险。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高杠杆和流动性风险，比如实体部门过度负债、金融信用过快扩张。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机构信用风险。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趋势加剧、金融产品创新加快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金融风险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当前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面临一定挑战的情况下，我国拟制定金融稳定法，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国际实践来看，近年来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出台专门立法，加强金融稳定制度建设，如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德国制定《金融稳定法》。金融稳定法共六章四十八条，分为总则、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处置、法律责任、附则，体例完整，内容全面和丰富，从法律层面明确维护金融稳定的原则、目标和要求，对金融风险的事前防范、事中化解、事后处置做出全面的制度化安排，将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具体而言，金融稳定法将带来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弥补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短板。目前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现有法律，基本上基于部门和行业监管的角度而确立。其中涉及金融风险防控的内容，缺乏整体性设计和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安排，相关条款较为原则，缺乏制度规范和可执行性，难以有效满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而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基本法律，对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进行全面规定，将成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大局稳定的主要制度规范和依据。其次，健全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机制。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建立权威高效、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各方履职尽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金融稳定法规定由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即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指挥开展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工作，金融委履职获得法律保障。在职责分工上，金融稳定法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发展改革、财政等成员单位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委统筹指挥下，依法履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职责，密切协同配合；存款保险和行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平台作用。再次，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风险的外溢性、突发性强，对风险处置工作的时效性要求高。因此，需要给予处置部门相应的法律授权，使其能够根据具体情境采取必要措施，高效有序处置风险，维持被处置机构的关键金融服务和功能不中断，防止风险传染蔓延造成更大破坏性影响。因此，金融稳定法明确了一系列处置措施和工具，包括依法对被处置机构实施促成重组、接管、托管等，行使被处置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权；向第三方机构转移被处置金融机构的部分或者全部业务、资产和负债等。同时，金融稳定法还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稳定法拟立法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我国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部分金融行业建立行业性的保障基金，如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等。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覆盖面更广，有助于拓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资金来源，在存款保险制度等之外建立起更加市场化的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将与保险业、信托业等保障基金一起，共同构筑起更加全面牢固的金融安全网。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相关内容，将使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具有法律效力，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等将有法可依。（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董希淼专栏丨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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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牌照受限！农商行如何从理财市场分得“一杯羹”？

发布日期：2022-04-02      点击量：3174

“今年一季度售出的理财相当于去年全年业绩，获利超60万元。”“产品净值化，客户对理财资产波动容忍度低，后续客户营销和维护压力很大。”淡淡的喜悦，淡淡的愁。这是当下农商行理财客户经理真实的心理写照。2022年1月1日，资管新规正式落地，银行理财行业步入全新发展阶段。来自《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1年）》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业内人士预计，2022年银行理财市场规模将突破30万亿元大关，投资者将超过1亿个。在此背景下，理财市场进入“黄金时代”。农商行是否迎来利好？能否分得“一杯羹”？对此，《中华合作时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学者和一线从业者。农商行的“必答题”“躺着吃利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利差收窄是趋势。”一位东部沿海地区农商银行从业者告诉记者，农商行必须拓宽收入来源，开展理财业务是“必答题”。央行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61%，比2020年下降0.1个百分点，比2019年下降0.69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低水平。利差收窄带来最直接影响的是，以传统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商行盈利能力在减弱。2021年四季度监管数据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去年全年净利润增长仅为9.06%，远低于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12.6%的平均水平。“农商行净利润增长远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中收业务占比低是一个主要方面。”一位农商银行理财客户经理表示，而国有大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理财收入一般占其总收入的20%以上。理财作为一种比较稳健的资产，收益比存款高，风险比其他资管类产品低，在客户资产配置的比例比较高，深受百姓的青睐。 上述理财客户经理强调，农商行开展理财业务大有可为：一是市场广阔，到2025年，我国个人金融资产将达到332万亿元。当前，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将目标客群聚焦在高净值客户身上，而占个人金融资产总额70%的大众客群的财富管理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二是农商行扎根县域，具有较明显的区域优势，区域客户信任度高，利于理财业务稳定开展；三是农商行作为一级法人机构，决策链短、经营灵活，能及时满足客户的投资理财需求。“农商行开展理财业务，其效应是多方面的。”上述理财客户经理补充道，开展理财业务并不是简单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更是提升客户黏性的“利器”。此外，由于理财业务具有轻资本、弱周期等优势，对农商行资本消耗较少，是缓解农商行传统存贷业务面临多重压力的有效方式。想说“爱你不容易”理财市场虽是一片“蓝海”，但对农商行来说，开展理财业务并非易事。当前，农商行开展理财业务包括自行发行理财产品和代销他行理财产品。一位沿海地区农商银行的私人银行总经理告诉记者，在发行理财产品方面，农商行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资产端的挑战，由于农商行资产规模小，议价能力弱，在债券市场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使得收益率不如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二是客户端的挑战，农商行理财客户大都是老年客群，风险偏好低，在净值化时代，虽说“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但一旦理财产品净值低于“1”，其接受程度不及高净值客户，增加了后续维护客户的难度。缺乏专业的金融市场人才是农商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最大痛点。一位北方地区农商行业内人士表示，除头部农商行外，全国绝大多农商行不具备发行理财产品的能力。截至2021年底，全国农信机构（包括农商行、农信社、农合行）共有2196家，而能开展自主理财业务的只是少数。据普益标准发布的《2021年度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告》显示，2021年度发行过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内资银行或未发行产品但有产品存续或到期的内资银行，共计295家，其中，农信机构158家；全市场商业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存续数量51742款，存续规模估计为28.56万亿元；农信机构非保本理财存续数量为12183款，存续规模估计为1.36万亿元。由此可见，从单个农商行来说，除头部农商行在理财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外，绝大多数农商行不具有发行理财产品的能力。此外，在理财市场上，农商行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马太效应”愈加明显。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国有大行和绝大多数股份制银行设立了理财公司。截至目前，监管部门批准筹建的理财公司共有29家，其中，已拿到开业批复或已开业的有25家。包括6家国有银行、8家股份制银行、7家城商行、3家为国有大型银行与外资机构合建，而在农信机构中，只有重庆农商银行设立了理财公司。根据银保监会于2018年12月公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设立理财公司的银行，不仅要在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要求具备连续运营3年以上的理财业务专营部门。同时，理财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为10亿元，并需一次性缴清。这样一来，将绝大多数想成立理财公司的农商行挡在了门外。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曾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调整理财公司必须由一家银行控股的政策，应允许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理财公司，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对农信机构如何设立理财公司进行统筹安排。可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省联社改制为省农商联合银行，由省农商联合银行发起设立理财公司；或在目前省联社体制下，允许辖内多家农商行联合发起设立理财公司，也可探索支持农商行与外部合作机构联合发起设立理财公司。选择代销是当前最优选择资管新规开启了理财新纪元，农商行理财业务何去何从？业内专家表示，农商行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定位和发展方式。对于理财业务规模较大、实力尚可的农商行来说，尽可能争取拿到理财牌照；对于目前实力尚不够单独拿到理财牌照的农商行可考虑以联合的方式获取理财牌照。而对理财规模小于1000亿元的农商行，董希淼认为，成立理财子公司并不是最佳选择。此类农商行应抓住相关办法暂未开放第三方机构（互联网代销平台、券商、基金公司等）销售理财产品的时间窗口，加速业务布局，提升理财产品销售能力，打造成为理财产品“综合超市”。董希淼这一观点得到业内人士充分认同：受限于监管约束和自身禀赋不足，选择走代销路线是农商行当前最优选择。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月1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正式上线了理财产品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董希淼说，理财产品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统一了数据标准和接口，未来理财产品发行机构和代销机构之间对接更方便，对发行机构来说，有助于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对代销机构来说，有助于快速接入发行机构。董希淼建议，农商行应充分利用该平台的优势，提升自身代销能力。一方面，加快跟理财产品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进行对接，建好自己的理财产品代销系统；另一方面，加快培养理财经理、理财顾问，提升专业的销售能力。此外，在拓宽单个农商行代销理财产品来源和提高收益上，业内人士建议，省联社可发挥牵头、协调、统筹、指导作用。一是协调系统内的代销，由省联社指导、协调本省农信机构代销本省头部农商银行研发的理财产品；二是对接体系外的代销，由省联社为本省农信机构统一牵头对接国有大行或股份制银行，代销其理财产品。针对发挥省联社“大平台”作用，助力基层行社理财业务发展，多家省农信联社在2022年工作会中也作了重点安排：江西省联社提出，要着力做优财富管理平台，加强在理财产品研发、资金运用、销售管理、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指导，推动财富管理业务有力有序发展；安徽省联社提出，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提升代理类、结算类、项目融资等中收业务价值贡献；黑龙江省联社提出，要向中间业务要效益，努力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着力拓展支付类、代理类、担保类、承诺类业务渠道。理财业务，未来可期。只要转变理念，调整收入结构；发挥优势，抓住财富管理“窗口期”；巧借外力，激发内生动力，在助力“民富”中，农商行也能与其他金融机构一道分享理财市场大“蛋糕”，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迎来华丽转身。独家丨牌照受限！农商行如何从理财市场分得“一杯羹”？（来源：中华合作时报首席记者胡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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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董希淼：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重在建立长效机制

发布日期：2022-04-01      点击量：2475

新华财经北京3月31日电 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金融服务模式，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更具包容性。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小微企业、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它强调社会各阶层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性别、贫富、年龄、文化、民族等差异无关，消除传统上的金融排斥问题。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缩小现有金融体系导致的贫富差距，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促进共同富裕加快实现。因此，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服务质效。普惠金融并非慈善金融，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随着金融服务及金融创新的进一步拓展，服务对象和业务种类愈加多元化，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增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发展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普惠金融强调对中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长尾客群”正在成为金融机构获客的新突破口，通过调动全社会的金融需求，社会福利得到进一步增加。近年来，在政策引领和推动下，特别是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引下，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供给。然而，受疫情等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小微企业融资情况有所变化，总体仍然保持稳定。“普惠金融-小微指数报告（第十四期）”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从需求和供给指数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融资供给均有小幅下降，融资成本略有下降；从服务指数结果来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略有下降，满意度有所增强；从发展指数看，小微发展指数小幅下跌，五大行业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景气水平；从营商指数看，小微企业风险环境指数小幅上升。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已经完成、普惠金融发展迈入新阶段的情况下，2022年2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我国下一阶段普惠金融发展明确方向和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未来，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夯实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有别于传统普惠金融的突出优势，其原因在于大量地运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可得性和可控性。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未对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提出目标，表明下一步工作重心应在于建立长效机制，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生态，深化供给改革、坚持创新驱动，明显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质量、效率、效益，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整体效能。建立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应着力构建和完善多层次普惠金融市场体系。一是要发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各自优势。实践表明，一些地方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在服务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应在法律地位、税收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加大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地方金融组织发挥机制灵活、响应快速等特点，在普惠金融服务中健康发展。二是要明确大中小金融机构的不同定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各类金融机构，要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开放包容的精神，逐步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和小微担保体系建设，积极优化县域乃至村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生态。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建设好区域性大数据平台，持续赋能金融机构，为普惠金融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董希淼，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重在建立长效机制（原文链接）